红星酒吧白天歇业,卷帘门紧闭,锈迹斑斑的铁皮上喷着褪色的涂鸦。秦渊绕到后巷,三号门牌下是一扇不起眼的绿漆木门,门缝里渗出劣质烟草与隔夜酒气混合的浊味。他抬手叩门,三长两短。
门开了条缝,露出一张刀疤纵横的脸——正是混混口中的“刀疤”。他叼着烟,眯眼打量秦渊:“找谁?”
“找你老板。”秦渊把一张名片推过去,是用普通A4纸临时打印的,上面只有一行字:“周建国医疗监护组,紧急情况联络人。”
刀疤一愣,烟灰簌簌落在胸前:“……什么组?”
“昨天你的人,在机场通道拦我的事,”秦渊声音平缓,“现在,周老先生突发急性肾衰竭,正在市一院ICU抢救。主治医生要求,立刻面见所有曾参与过周老先生日常照护及用药管理的外围人员——包括,给你们下指令的那个女人。”
刀疤脸色唰地惨白,烟头烫到手背都未察觉。他猛地拉开门:“你……你跟我来!”
后巷深处,一道暗门推开,露出螺旋向下的水泥台阶,尽头是间不足十平米的密室。墙上钉着三块白板,贴满照片、路线图、时间表。中央桌上,摊着一份塑封的《周建国每日行程与服药记录表》,最新一页,日期停留在三天前,末尾标注:“已确认摄入目标剂量,神经抑制反应稳定。”
秦渊的目光扫过角落一只黑色行李箱——箱体侧面,印着澳大利亚航空公司的logo,标签上写着“陈大勇,悉尼-龙城,明日抵达”。
他弯腰,指尖拂过行李箱拉链扣。金属冰凉,但内侧缝隙里,嵌着一点几乎不可见的、淡粉色的指甲油碎屑。
他直起身,看向刀疤:“刘芳什么时候来取这个箱子?”
刀疤嘴唇哆嗦着,还没开口,密室门突然被撞开。
刘芳站在门口。
她穿一身素净的米白色羊绒套装,头发一丝不苟挽成圆髻,腕上一块老式梅花表,指针正指着上午九点十七分。她脸上甚至带着恰到好处的忧虑,仿佛真是刚得知周建国病危的焦急家属。
“秦先生,”她声音温婉,像浸过蜂蜜的丝绸,“您怎么找到这儿来了?”
秦渊没回答。他慢慢解下左手腕上的运动手表,放在桌上。表盘朝上,屏幕亮起——正播放着一段无声视频:昨夜停车场通道内,黄毛混混跪地求饶的特写镜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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